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化，实际上是在中国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将农村束缚在工业化战车上，靠牺牲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源的一种制度变革。将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落实统购统销的国家策略，在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在不到两年的集体化的运动式改造过程中，80 %以上的农户，是直接从个体农民转为高级社社员，意味着这些农户的全部生产资料和一部分生活资料，在一夜之间无代价地“充公”，转化为集体财产，而集体化的初期，由于严重缺乏经验，集体生产和管理普遍呈混乱状态“， 归大堆”之后的农民财产损失巨大。如此“过急过快”的转化，即使这场运动的初衷是良好的，也会造成灾难。况且，其初衷并不那么良好。在1950 年代的大多数时间段里，农村的集体化一直在高调进行，在规模和公有制的程度上，直线拔高，因此，中国的农业集体化，给农民和农村经济带来的损害，其实并不亚于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可以说，土地改革基本上摧垮了农村社会原有的以宗族为首的社会组织，而随后的统购统销以及集体化运动，又摧毁了农村的市场网络以及相应的经济组织，集体化之后，中国农村原有的组织基本上不复存在，农民被统合进政社合一的国家组织中，成为“国家农民”。为了维持这种供给贫乏的集体生产和生活，不断的政治干预和阶级斗争氛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的生活，势必保持一种政治性的紧张状态。
        
    不过，严酷的阶级斗争氛围固然紧张，生活也很艰辛，但农村的干部群众，在生活待遇上，却基本上处于一个平面上，即使有污点的干部，也仅限于“多吃多占”，加上人群中又有成分不好的“贱民”垫底，一般农民的心态，还比较正常。同时，由于城乡整体结构上的高度统制化，“群众专政”的威力，也使得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所以，这一时期的乡村秩序，还是相当稳定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0 年代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趋于稳定，生产上小单元结构(队为基础) 制度化，而且国家在人民公社的整顿方面，渐次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从某种程度上，政社合一的农村体制，逐渐衍生出了部分的社会功能，部分地取代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国家在农村建立了虽然是低层次，但却相当普及的农村教育和医疗体系。由于不断地有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失意的城市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还有“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知识青年的下乡，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文化状况，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和卫生领域，部分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外来人填充到了这些岗位，使得一部分农村的卫生和教育体系的有效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至少在一部分的农村，农民生了病，可以得到初步的治疗，哪怕仅仅是针灸、拔火罐、偏方、吃草药，但毕竟有人管。农村的教育也类似，教育的普及，使得农村的小学中学全面开花，师资设施都跟不上，加上文革期间制度上的原因，教学秩序也没有恢复正常，所以，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但不排除部分地区由于下放知识分子以及部分老三届知识青年的参与，农村中小学反而拥有比同一时期城市学校更好的教育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集体化之后的农村社会，在经历了有国家无社会的状态之后，公社体制部分地开始有了一点社会组织的色彩，这个变化，主要出现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发现，完全无条件贯彻上级命令，如果出现不良的后果，往往得由自己来承担，他们开始变得不那么听话了，公社体制出现了微妙的地方性变化，在有些拥有强人的生产大队，这种变化就更明显，对上级的暗中抵制和地方或者基层社区的保护倾向，在很多地方都冒头，每每令中央政府感到挠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