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业部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而这个数字每年都在递增。

    仅重庆，截至2006年末，在渝农民工数量已达400万人，每年向外输出的农民工也有300万人。在这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背后，他们的子女数量更是庞大。

    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法国著名政治学者、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两名教授曾就此做出判断：法国移民的第二代与中国农民工的第二代十分接近，而他们都被这个城市忽略过。在巴黎政治学院的一场学术交流会上，两位学者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在制约着中国的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考虑如何让农民工后代融合到城市社会中；要重视他们第二代的融合；要给他们跟城市人平等的待遇”。

    镜头一

    高二女孩：再苦也不回去

   “就算再苦也不回去。”这话出自一个高二女孩张秋玉之口，她的老家在重庆市綦江县永新镇。

    两年前，张秋玉以589分考入了重庆辅仁中学。母亲程碧兰怎么也没想到女儿能考入主城的高中，回忆两年前拿到通知书的那天，程碧兰依然很激动，“我女儿过了联招线的，没有出择校费。老家的学校让我女儿留下来，条件很好，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到城里好。”

    正是由于女儿的出色，程碧兰全家在主城团聚了。此时，她的丈夫已经在主城有八九年的工龄了。平时程碧兰跟着丈夫一起接些家装之类的散活。算下来，他们家一个月的收入也有1000元左右，除了要支付生活费和赡养老人的钱外，剩余的钱要交女儿的学杂费，还要为女儿将来读大学存上一部分。张秋玉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在2000元左右，还有每个月400元的生活费。

    为了节约开支，张秋玉全家住进了南岸区的阳光公寓——这里是政府给农民工建的廉租公寓，房租每天仅为1元。他们租了一间大约20多平方米的屋子。“女儿寄宿，一周才回来住一晚上。”

    如今的张秋玉俨然一幅城里姑娘的模样——拉直过的头发随意地披着，穿着藏青色呢子大衣，怀揣着一款粉色的夏新手机。程碧兰说：“手机是女儿在福建打工多年的舅舅寄过来的，50元话费可以用两三个月。”

    记者来到她们家参观，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破旧的沙发上放着几件衣服，靠门的矮柜上整齐地摆着碗筷，一切都井井有条。张秋玉的床头贴着三好学生奖状，床上还放着一个洋娃娃。

    有一张城市户口，要一份保障，程碧兰说，这是她最大的心愿。

    镜头二

    城市户口：父亲的骄傲

    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能是农民工教育子女做城里人的重要“法典”。信奉这个真理的孩子，在闯入象牙塔的时候，命运已经悄然改变。

    从一名搬运工，到今天的劳务经纪人，叶家发上世纪70年代就进城打工。1988年，头脑灵活的他瞄准了劳务市场。如今，他已成为一名资深的劳务经纪人，家底不薄。女儿的嫁妆，以及儿子结婚时的新房，叶家发都出手阔绰。

    对于物质的满足，叶家发已经觉得不算什么，最值得骄傲的还是自己的一双儿女。大女儿叶春秀是重庆第79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儿子叶兴伟则就职重庆第八人民医院。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取得了城市户口，做了不折不扣的城里人。而姐弟俩说起自己的“成长史”，异口同声地称“不容易”。

  “天刚亮就背着书包，走好几公里的山路去上学，做功课时遇到难题也只能自己琢磨，很少拿到零用钱，学校开家长会永远只有母亲去……”回首过去，兄妹俩不少感慨。“我们很小就明白这样的道理，要真正成为‘城市人’，只能靠自己奋斗。”大姐叶春秀说，她从小就告诉自己和弟弟，“只有得到一份受尊